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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说的太好，把调子定的太高，是社会主义国家受挫折的一个原因。

直接民主的缺陷：一是，搞颠倒了所要解决问题的性质。法治应力求公正，为此应设置公正的法庭以纠正不公正的行为。

他长期致力于文官制度的研究：早在1934年就和楼邦彦合著《欧美员吏制度》（世界书局）。第二，宪政是法治而不是人治，需要制定许多规则。第四，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虽然他正常的科研教学被政治运动无情阻断干扰，但他一直理性的思考和观察中国当时存在的种种政治法律问题。发表于高鸿钧、余盛峰、鲁楠主编的CSSCI集刊《清华法治论衡》（第17辑，宪制与制宪专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版。必须承认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相联系，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做到法律与道德的统一。

同时直接民主过于形式化，有些问题不在于靠选民提出意见，而是应当征询国家的精英分子。他感到中国立法具有滞后性，提出应当制定一些超前的法律，以适应中国改革的发展。二是法官在专门领域的纠偏能力不长于行政人员，实行正当性审查将导致司法裁量权的滥用，并降低司法的可预期程度

此后的实践证明：虽然在当时看来受案范围已很宽泛，但仍有许多应该受理的没有被包括。在中国目前情况下，这不是一个便民的措施，还不如提起诉讼时，直白要求撤销、改变、确认、赔偿、补偿、付钱等等。上述两点，在《行政强制法》中也没有明确，应该在修法时说清。这同样也是解决争议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

第二种意见，都向其制定机关或其上级机关提出司法建议。二是，建立行政复议委员会后，复议机关当被告的制度也必须改变，因为复议行政案件的是一个由专职与非专职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具有相当的中立性，其任务只是对行政争议作出裁决，显然不能当被告。

实际上，一级政府内设立各个部门是政府内部分工所需，各部门都代表政府并向政府负责。地方性法规必须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制定，并与法律、行政法规保持一致，对超越权限或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法规，《立法法》设定了对违宪、违法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进行审查的途径。现在呼声较高的是，希望即使是与具体行政行为无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可以直接向复议机关提出申请，要求审查该行政规定是否违法、无效。延续至今，已经成为公众所接受的法律制度。

（三）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第7条）。行政诉讼类型化确有很多优点，它使诉讼的目标和要求更明确、更精细，有利于促进依法行政，也能提高法院的审判质量。如果此类案件数量较多，甚至可以单独成立行政附带民事的审判庭。这也是《行政诉讼法》应该明确的。

实践证明，在很多情况下，在已经执行的现实中，当事人面对既成事实，即使提起诉讼，也已毫无意义。如果提得不准确，就可能被拒之门外。

对一般的公民而言，进即在起诉时就要选择、确定诉讼类型，没有行政诉讼的专业知识，恐怕很难做到。这第二次适用首先是对该具体行政行为有无法律依据，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等的合法性审查。

参照的含义就是要审查该规章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修改焦点行政救济一般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法定有权机关提出，请求改正、补救的行政法律制度，包括诉讼、复议、赔偿等制度。检察机关或经批准的社会组织认为应该起诉的，可以先将建议发给有关行政机关，促进行政机关自我改进，有关行政机关不予改进的，再提起诉讼。一切都由行政机关来管的观念必须改变。要达到公正，一是要处理这一纠纷的机构和人员必须是中立的、无偏私的、不受干预的。而行政诉讼则是法院对行政机关所作具体行政行为中适用法律是否合法的再审查，是第二次法律适用。

行政争议的多发，专业技术性强，使各国都需要建立类似复议的制度，且大都几经变化，不断改革，而凡是取得成功的国家，几乎都有过不断变革、持续追求公正的历程。建立行政复议委员会后，如果一级政府内建立几十个行政复议委员会，显然不可能，既无此人力资源，也浪费人力、物力，势必应改为在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中设立一个行政复议委员会。

【注释】[1]《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2）项。然后作列举否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也就是说，申请人或起诉人与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对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理发生争议，要求行政复议机关或法院对此作出裁决。两种意见争论不下，最后是《行政诉讼法》对此没有作出规定。

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改为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这一变化，至少是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行为，也包含到了受案范围以内了。《行政处罚法》在执行程序中已明确了这一点，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罚款由银行收缴。《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申请就应该是实质审。

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有些行政机关作为或不作为，并不或不直接、不明显损害某一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益，但对社会公共利益、经济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后果，但却无人起诉，这就需要提起公益诉讼。由于我国的社会组织尚须有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我认为，最可行的是由检察机关以及几个经批准的社会组织担负起这一责任，可以划定一定的范围，如有关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食品药品等公共安全的，加剧垄断，干扰社会经济秩序的，以及涉及行政规定的，等等。

两个不同环节的权力，必须适当分离，互相协调，互相制约，才能保证权力不被滥用。但实际情况是，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极其广泛，与制定《行政诉讼法》时考虑的情况不一样，这就为调解留下了广阔空间。

从中国目前情况看，此类诉讼最好能够有序进行。《行政复议法》已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时，可以对据以作出该行为的行政规定申请复议。

但如果行政规定不合法，据此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当然应该撤销。二是要有保证公正的程序，如回避、公开、参与等。为不被拒之门外，就必须请律师或法院帮助、纠正或指导，而这又将大大增加起诉人或法院的负担。问题是，对不合法的规章和行政规定，法院应该如何处理？一种意见是，直接在判决中宣布撤销。

在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中，都有一个法律适用问题，行政诉讼法律适用的特点在于，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作行为事实的适用法律的结果。这是公正裁判的起码要求。

既然各部门都是代表政府的，就应该是各级政府当被告。合法的行政规定当然可以成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

其次是：如果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是规章，《行政诉讼法》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参照规章。应该设计一套符合法治理念的便民、快捷、有效的处理纠纷的制度。